贸易政策

观察丨中国对外贸易40年:政策回顾与展望

文章来源:和记娱乐    发布人:h88平台官网    发布时间:2019-10-07 15:03    点击量:

     

  自1978年启动到2018年恰好40年,回望中国走过的道需要审视的问题很多,其中对外贸易是个非常重要的论题。

  中国对外贸易40年来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怎样看待这些成就?40年的外贸发展对中国经济和体制产生了怎样的效应?过去40年的贸易政策演进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轨迹?40年后的今天,中国外贸发展必须面对的约束条件以及下一步选择的方向何在?

  第一个背景是后发型大国。作为后发型大国,中国经济与外贸应该与哪些国家去比较?答案无疑是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瞄准的第一目标当然是美国,但日本在经济赶超与贸易扩张方面则有很强的参照性。

  一是中国的P赶超虽然很快但略逊色于日本。的战后日本经济再起飞时间是1955年,该年日本P只相当于美国的2%,外贸相当于美国的16%,而1980年其P和外贸总额则分别上升到相当于美国的32%和54%。中国在1980年前后经济再起飞,该年中国P和外贸分别相当于美国的7%和6%,2005年中国这两个数据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8%和36%。

  由此可见,25年间日本P和外贸分别追赶了美国14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同期中国P和外贸分别追赶了11个百分点和30个百分点,均比日本慢。

  若以40年时间维度来比较,日本在1955~1995年的40年间P追赶了美国69个百分点(从2%上升到71%),贸易规模追赶了美国46个百分点(从16%上升到52%)。中国在1978~2017年的39年间P追赶了美国56个百分点(从7%上升到63%),同期外贸总额追赶99个百分点。

  第二个背景是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2017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全球价值链由两个彼此稍有分立的网络构成,分别位于欧洲和亚太。其中亚太的价值链组合与转换核心是美国,欧洲的核心是。所谓价值链组合与转换核心就是从多国进口中间产品,再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中国位于亚太价值链的边缘,通过中国和韩国挤进了全球价值链。

  但到了2005年,也就是加入WTO后的第5年,中国已经作为东亚价值链的组合核心初露头角。在这期间亚太价值链网络分化,形成了东亚价值链网络,中国位于这个网络的核心地位。这样,全球三大价值链网络与3个核心的格局初露端倪。其中,是欧洲价值链的组合核心,美国是价值链的核心,中国则成为东亚价值链的核心(见图2A和图2B)。

  2011年,中国在外国价值利用与组合规模上超越了美国和,成为全球GVC三大核心之首。如图2C所示,2011年亚太地区形成了美国和中国两个价值链组合核心并存的格局,但在欧洲却稳稳地占据着核心地位。到了2015年,中美在亚太价值链中出现分庭抗礼的情况,把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核心连接的国家要比美国多(见图2C)。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缘由。

  可见,中国对外贸易40年最值得关注的成就是中国相对于日本赶超美国的规模变化,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迅速上升。

  在40年中国对外贸易扩张效应中最值得强调的3个效应分别是:经济增长效应,外贸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制度效应,外贸倒逼着中国的经济体制,包括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也造成了一种倒逼的力量和机制;重要行业的激发效应,因为很多行业是从贸易发端的。

  一是需求方面“三驾马车”中的贸易贡献率。外贸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呈现3个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以前的震荡阶段,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忽高忽低;1994~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相对稳定阶段;2008年之后外贸贡献率呈现下降态势的阶段(见图3),进出口差额的变化也反映了这样的态势。

  1978~2017年40年间,外贸顺差30年,逆差10年,累计顺差4万多亿美元。可见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明显。

  我们知道,最初的十多年间,中国一直承受着严重的两缺口约束,即钱纳里教授提出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其中外汇缺口大小可以用特里芬(Triffin,1960)的外汇储备与进口外汇需求比作为参照。他认为一个国家适度的外汇储备最少应能支撑3个月的进口外汇需求。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为外汇缺口较为严重的阶段。这期间外汇与进口月份比最低为1个月不到(0.78个月),最高不超过5个月,平均不到四个半月。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汇率并轨到2001年加入WTO期间,可以称作突破外汇缺口的阶段。这期间外汇储备与进口月份比从2.45个月迅速增加到10个月左右,最高的时候达到12.4个月。

  第三个阶段是2001~2008年,为外储快速增长的时段。2001年大约可以支撑11个月的进口,到2008年时可以支撑28.6个月的进口。

  2009年迄今为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外汇储备流失风险增加,外汇储备与进口月份比下降。

  在上述4个阶段内,外贸对于外汇储备的影响巨大,且越到后期外贸顺差对于外汇储备的影响越大。外贸再加上引进外资合力帮助中国突破了外汇缺口。由于有了充裕的外汇储备,从而稳定了人民币汇率。汇率的稳定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前提,故而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

  回望40年体制史可以看出,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制度往往由外贸行业开始。1979年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当时主要考虑出口创汇,故而最初提出开办“出口特区”,1980年才改为经济特区;1984年5月14个沿海城市也是从促进外贸出口着眼的。

  由此不难看出,为了突破外汇缺口需要设立“出口特区”,为了增加出口需要引进港资和外资,而这些“出口特区”发展成经济特区;此外1986年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由此开始倒逼国内体制。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行业的都源起于贸易的,并随着贸易度的扩大而扩大,贸易的确发挥了某种倒逼的效应。

  对外贸易触发了中国一些最重要行业的产生,促成了一些原有产业式的发展,成就了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最值得一提的标志性事件当属1978年12月上海宝钢的开建。当时宝钢引进了新日铁的全套设备,因耗资巨大而遭质疑,但到2001年中国的钢产量居然跃居世界第一。

  回头去看,中国作为全球超级钢铁大国的第一个触发器无疑是贸易。实际上,通过外贸引进生产线是中国许多新兴产业的起步模式:1980年中国引进100条彩电装配线年末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彩电生产国;1985年成立上海大众引进汽车制造线年中国轿车产销量世界第一……

  按照数据,加入WTO之前中国每年的关税和每年的进口额之比一度呈下降趋势,但加入WTO之后突然增加了进口商品和进口商品消费税,再加上原有的关税,三项税收占进口额的比值在2001年后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出口退税的力度。虽然出口退税是合乎国际规范的,但退度的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贸易政策的基调。而出口退税额除以总出口额这个比例也在持续上升。

  实际上是二重的透支:一重是透支了国际市场。2013年中国出口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57.6%,离第一经济大国还差一大截,和日本昔日的赶超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已经看到,在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53%时(1990年),其外贸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60%,而当其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71%时(1995年),其外贸总额只相当于美国的62%。

  这就是说,日本赶超的径是经济增长高于外贸增长,因而意味着国内市场发展快于国际市场。中国的情形是,在经济总量尚未达到美国7成之前,贸易早已超越美国,而持续的贸易顺差意味着出口早已把美国甩在了后面。

  这种态势隐含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国际市场的某种透支,了外贸尤其是出口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近年频发的贸易摩擦。

  另一重是透支了经济全球化。确切地说,是预先支取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近年来围绕经济全球化利益研究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即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尤其是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占尽先机,获得巨大的利益。

  40年来,中国外贸体制与政策的调整与持续滞后于经济转型要求的现象越到后期越明显。到了后期,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双向贸易和更加的国内市场,但贸易体制和政策长期的是为主和消极化的基调,以及促出口进口的政策体系。

  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双向贸易战略已经提出了将近十年,但体制和政策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趋向促进出口进口。这导致了中国长期以来出口大于进口,无法发挥第一贸易大国的“市场力量”。

  第三个是“依赖”。经过40年为主有限为辅的贸易政策与体制的持续“打磨”,中国的产业严重依赖全球价值链,对NAFTA(贸易区)、日韩、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依赖度非常高(见图9)。

  这种依赖埋下了诸多风险,令中国与几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系显得极其重要,略有风吹草动就会危及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

  (2)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能脱钩。实际上,回看40年中国外贸的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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