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

王存刚:中国外交全球战略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文章来源:和记娱乐    发布人:h88平台官网    发布时间:2020-06-24 10:55    点击量:

     

  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在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后,又“逆全球化”现象蔓延、地区一体化受挫,治理与发展两大赤字尚未根本改善;全球生态因发达国家稳定性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影响急剧上升而趋于恶化;主要大国围绕国际领导权、全球关键地区以及新疆域等问题的战略博弈异常激烈,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遭到严重;全球安全形势因军费总额持续增加、军控体系重大挑战、国内冲突频发以及进一步蔓延等问题而更为严峻,和平赤字有所扩大;全球思想文化领域则日益呈现出既互学互鉴又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面对全球战略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勇于面对复杂局面,辩证看待现实状况,始终保持信心,并在此基础不断开拓创新,在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为人类谋大同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是指该国所面对的主客观中那些宏观、长 远且对外交全局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这种战略具有属性。就空间维度而言,它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其中国际又可以区分为全球和周边两个层次;就基本属性而言,它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处于转型过渡期,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透过国际形势的表面现象和复杂细节,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免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从而更高质量地做好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工作,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为人类谋大同。基于此,本文聚焦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重点考察2015 年以来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全球经济也在发生更深层次 的变化,其中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一度呈现空前迅猛的发展态 势,其所引发的、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全球化,显著增强了世界的整体性,“地球村”的概念一度广为流行。但自2008年爆发严重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争端不断加剧,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一度销声匿迹的孤立主义复苏,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再现,并呈现诸多新特点。就孤立主义而言,与历史上主要基于的考虑不同,当下的孤立主义更多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本国经济利益优先原则,着力本国经济的性,意欲使本国与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拉开距离;它更多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未上升为国家战略,一些国家以孤立主义为对外谈判工具,意欲谋取更大利益。就贸易保护主义而言, 其保护之名构筑“绿色壁垒”,凭借技术优势构筑“技术壁垒”,以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和反倾销为由过分干预国家对外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当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贸易保护主义引发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进而导致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上述种种“逆全球化”现象,使得经济全球化因国际金融危机所遭受的重创而迟迟难以愈合。

  地区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冷战结束之初曾高歌猛进的地区一体化严重受挫。其直接诱因是,欧盟这个曾经的地区一体化典范问题频现,并因2016年英国全民脱欧成功而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

  最近两年多来,英国与欧盟就英国脱欧细节展开了谈判。鉴于双方谈判涉及、经济、法律等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因此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但是双方各自面临的压力也使这一过程不能拖下去。一旦英国最终脱欧,将对欧盟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实力将显著下降,毕竟英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二是全球影响力将进一步削弱。被誉为英国最杰出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就认为,英国脱欧意味着欧盟已经不再是其自命的“人类未来的灯塔……它于不断加剧的内部问题之中,在国际舞台上早已不是一个自主行动者。”三是进一步助长疑欧主义和分离主义两种倾向。英国脱欧已经产生了示范效应。荷兰党吉尔特·维尔德斯(GeertWilders)在英国结果揭晓后声称:“荷兰也应该收回对财政、边境以及移民等政策的自主权,如果我当选首相,也将举行全民,让荷兰自己作出选择。”法国国线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对英国脱欧结果表示祝贺,并声称法国也应在欧盟国地位问题上享有决定权。总之,英国脱欧引发对欧盟内部凝聚力和发展方向的广泛质疑。人们还发现,今天欧盟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几乎没有一项是当初设计时预期到的,更有甚者,有些干脆就是它本身发展演变所带来的‘未能预期到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不利影响。

  这与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及既有国际机制治理绩效低下有关。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是粮食安全和难民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有53个国家的约 1.13亿人处于重度饥饿状态。面对这些空间范围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涵盖社会领域极为广泛的复杂社会现象,人类的治理经验十分有限、治理能力极为不足,而且短期内无法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不仅如此,既有国际机制还面临一些大国弱化行为的冲击。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特朗普频频实施的“退群”行为。自2018年以来,美国已经陆续退出《巴黎协定》、《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理事会等多边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并中止对一些联合国维和项目及巴勒斯坦难民项目的资金支持,特朗普甚至美国要退出联合国。因此,未来国际发展领域需要构建更多机制和机构,人类也将不得不长期面对全球治理能力赤字这一尴尬事实。

  全球发展赤字首先表现为全球发展不平衡长期得不到改善。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发达国家发展不平衡而言,2015年,美国P总量为17.7万亿美元,日本为4.1万亿美元,英国为2.8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P总 量已超过20万亿美元,约为20.5万亿美元;日本略有上升,为5.1万亿美元;英国则仍在2.8万亿美元的水平徘徊。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有中国、印度、波兰、墨西哥这样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也有塞拉利昂、孟加拉国、海地等一大批最不发达国家。其次,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那些拥有雄厚科技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享有天然优势,潜在发展空间巨大,它们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仍在扩大。全球发展赤字根源于全球治理赤字,它已成为一些国家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经济全球化虽然重大挫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的 基本趋势。这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四大基本要素,即资本跨国输出、科学技术发展、全球贸易增长和跨国人口流动并未发生性变化有关。以科学技术为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可以说,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大发展大跃升的前夜。因此,种种令人不安的“逆全球化”现象,应被视为是一种历史插曲,而不是历史主旋律的根本改变。

  全球生态的变化与不同国家国内生态的变化直接相关,其中主要涉及政党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和等因素。

  2015年以来,发达国家内部政党竞争更为激烈。比如,作为政党代表的美国党和党、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相互的激烈程度令人错愕不已。此外,大量外来移民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多样化,族群与教多元主义崛起,加剧了发达国家分化的既有态势。而日益扩大的差距在导致这些国家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的同时,加深了对体制的负面,年轻一代对参与日趋冷淡。美国“2017全国青年调查”(2017National YouthSurvey)结果显示,美国青年不喜欢,也不喜欢等活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8年开展的名为“美国年轻人对和公共服务的态度”的调查再次确认了这一点。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已出现。

  发达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折射出执政者治理 能力的严重不足,以及与之相关的运行机制,即西式制度出现严重性问题。而狭隘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和根深蒂固的,又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制度的更新。由此,西式制度日益劣质化。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现象频发。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西式制度日益劣质化直接相关。这些发展中国家仓促移植的西式制度,因水土不服而未能达到善治预期,国家长期在经济停滞与僵局中徘徊,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勃兴,国内对抗的烈度升高,部分国家更是战火蔓延、涂炭。因此,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部分中小发展中国家先后宣布放弃西式制度,所谓“第三波化”实际上已经衰竭。但是,体制转换期存在的真空状态导致的失序,极易成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冲突的导火索或助燃剂;而发展中国家加剧,也为某些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介入甚至武装提供了机会。

  在西欧,民粹主义影响急速上升加剧了相关国家内部的和社会动荡,为各类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政党在舞台上活跃乃至执掌国家创造了条件。在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在其本国政坛十分活跃甚至上台执政,而且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有不俗表现,这样的态势对该地区的地缘产生了较大冲击。在美国,新民粹主义崛起严重损害了该国一直引以为傲的“西式机制”的性,特朗普当选总统被视为民粹主义热潮的最明显体现。在日本,右翼民粹主义时隐时现,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以来所实施的某些政策,已被贴上“安倍民粹主义”标签。

  在发达国家之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粹主义和运动也随处可见,影响日益上升。拉丁美洲历来是民粹主义的爆发点,民粹主义呼风唤雨,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及运动不时尝试制度、夺取国家,相关国家的政局因此长期动荡不安。在东北亚地区,韩国的民粹主义一直非常盛行,它总是在国家面对危机时产生,并与运动相关联,背后闪现的则是政党的身影。蒙古国的“资源民粹主义”一度流行,各派力量围绕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提出各种离奇主张,受民粹主义情绪影响的蒙古国对贸易伙伴国和投资者的违约行为曾是家常便饭。在东南亚地区,民粹主义现象屡见不鲜。在泰国,“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规模庞大的对抗,是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典型之一。在印尼,2016 年年底和2017年初,数万名穆斯林强硬以教的华人省长钟万学“”伊斯兰教为由,雅加达街头举行活动。日益高涨的“不要把票投给非穆斯林候选人”的呼声,直接印尼长期施行的精英的原则。此外,缅甸民盟在该国选举中获胜、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等,都被认为是充满民粹主义气息的事件。在南亚地区,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人民党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政纲,包括向穷困农民发放现金、在方面采取强硬立场、主张落实保护主义等,体现了鲜明的民粹主义特质。

  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泛滥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许多国家内部两极高度分化,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不同但结果颇为相似的国家治理失败,西式制度劣质化等,都被是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重要原因。全球生态恶化,对全球经济发展、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和世界体系,均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消极影响。比如,发达国家日趋高涨的民粹主义运动,加剧了全球化退潮和反建制主义勃兴;而发展中国家日趋高涨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加剧了这类国家的,成为地区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作者:王存刚,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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